作者艾俊川，最早知其名，是在本世纪初。“布衣书局”老板胡同的《贩书日记》，经常记录他与三五故交，早起去潘家园扫货，然后一起早餐一起秀晒炫的经历。我当时经常困在外地剧组，读这些文字，心中经常滚动刘邦那句“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作为羡慕嫉妒恨的弹幕。那三五故交里，就有艾俊川老师，当时被称为“e老”。
当时不知他为何被这么称呼，多年后读到他的《E考据故事集：从清初到民国》才恍然大悟，原来e老就是老E的意思。
我接受这个E考据的定义——
通过数据库、互联网搜索，让学者有可能跳过积累环节和专业壁垒，直接搜寻到证据线索，节省大量时间精力，极大提高考据效率呢和准确性，同时为普通人参与考证提供了机会，拓展了学术边界。
这里最需要强调的一件事，就是考据者的自律。懂的自然懂。所以，我很想推荐手边这本《古代货币金融丛谈》，这是e老新作。
既然是丛谈，文章目录就很重要，能看出这本书的界面是否友好。
像《麻将前史》，以前也刊载在《掌故》某卷中，就很容易让人兴味盎然——有人总结了形成麻将的四大基因是骰子、骨牌、明代币制和叶子戏，有人主张麻将由太平天国成员发明，也有人认为是鸦片战争英军谋占定海时渔团办理者发明（“欲使渔人乐此，不致有怠惰离散之意”）。
再比如《从伪钞案看南宋会子》、《司马迁是否误记了秦代币制》、《尤努斯模式的中国远亲》……
对我来说，《北征诗话：从运官诗看清代贵州的铅运》尤具吸引力。
“自雍正朝以来，清各地钱局鼓铸所用铜钱，主要分别依靠云南、贵州供应。特别是京师两大钱局——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所需铜铅全部仰给于滇、黔。以贵州的铅而言，每年专供宝泉、宝源二局的铅斤，被称为‘京铅’，京铅由贵州向京师运输的过程即称为‘京运’”。
作者研读的《北征诗钞》和《征帆集》，就都是一本血泪账簿。逐篇望去，处处蹒跚，捉襟见肘，甚至有性命之虞。对运官来说，被选中相当于被派上战场，所以此行称为“北征”。在引文与释文之间，可见什么叫险滩豁免，什么叫沿途交涉，什么叫守风守水守冻守漕。
马伯庸笔下的那些前朝牛马感，大清一样盛产。京铅的运输。苦不堪言，“而这样的运输每年四起，从雍正到光绪，延续了一百八十年。”
产生于北宋初年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也使中国成为最早拥有印钞技术的国家。
以往有种意见认为它是彩色印刷的，说它“朱墨间错，两色印刷”。彩色或两色，都指它用红黑两色印成，这叫套色印刷。
实际上呢？交子是有文字墨笔填写，有印章用朱色钤盖，所以看上去“朱墨间错”。它们的用途是“以为私记”，供发行铺户在兑现时核对真伪，因而不可能是印刷的。
统一印制的图案即使颜色再多，也不能起到私记的作用。所以元明的出土实物纸钞都是单色印刷，再加盖官印。印钞技术长期应用、高度发达后的产物尚且如此，很难想象草创时的交子会是套印的。
古书中记载的银行一词，到什么时候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银行？金融一词，到什么时候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起码到明代晚期，银行手艺仍然是打造发卖首饰、花卉的技艺，银行则是制造银器的行业。
1905年在吐鲁番发现的一张纸牌，是至今只有黑白照片为证的一张纸牌，原件已毁。
作者得出如下结论：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纸牌却是传播印刷技术的高效载体。雕版印刷术自唐代发明，到宋元时已非常成熟，印有大量书籍，具备了技术外传条件。但中国印刷术若要通过书籍向外传播到不同文字圈、文化圈，汉字首先会成为一个阻碍力量。
纸牌作为以图案为主的印刷品，是民间喜爱的游戏（或者说赌博）用具。印量大，受众多，不识字的中国人能玩纸牌，外国人也可轻松学会，拥有很强的跨地域、跨文化传播优势。再加上它体积小巧，特别适合远途旅行的人随身携带，随时游戏，随地传授，异国他乡打牌的人多了，就会产生在当地印刷制作纸牌的需求。
纸牌在中国印刷术西传中的作用值得重视。”
唐代掷骰子使用的骰子数可多达六枚，掷出后会形成数十、上百个点数组合，难以单凭记忆判断胜负赏罚，而且事关赌博，口说也难保公平，因此需要使用写明胜负规则、组合名目和赏罚标准的骰子格。
这又引出欧阳修所说的问题，当时的长卷不便翻检，赌博之人又往往处于醉酒亢奋状态，纸卷反复打开收起，极易碎裂。
于是人们将骰子格写在折成竖条的叶子上，每页一则，成为叶子格，实际上是一本折纸为册的书，可以随意开合检寻。
叶子格的出现，让人们没有骰子也能“掷骰子”：翻开叶子格随机指认一页，与用骰子掷出点数，然后到叶子格中翻查赏格的功能和效果完全一致，叶子格已经成为可替代骰子的博具。
时日既久，将叶子格拆为单叶，玩法更加复杂，形成新的规则，叶子戏也就诞生了。”
以上多是复述作者的考据论断，争取在复述中加深理解。
下面要讲到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春秋时陶朱公范蠡在楚国救子失败的故事，见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一波三折，世情如画，至今基本记得。
这故事大家不难查到（完全值得查而阅之！有芥川龙之介风采），姑免赘述。
小说结尾楚王将大赦天下，大赦前要封“三钱之府”，因为怕人得知消息，特意来盗窃钱库，再借大赦得免。
南朝宋裴駰《史记集解》里，提到“钱币至重，虑人或逆知有赦，盗窃之，所以封钱府，备盗窃也。”后世宋云彬先生的短篇小说《大男》，就依照了这种解释。
然而艾俊川老师在这里提醒——
“三钱之府”在非常时期需要“封”，首先表明它在正常时期是“不封”的，是一个开放性机构。国家钱库平日不可能敞开大门，到晚上还不关闭。它一定是重兵把守、护卫严密的禁地。如此，“封”字无从谈起。
从逻辑上讲，如果封闭钱府的出发点真是为了不让盗贼知道将要大赦，那更要保持常态，而不是作出非常之举，引起人们注意。楚国每有大赦先封三钱之府，已成惯例，因此贵人看到后立刻知道将要大赦。若真有盗贼觊觎国库，焉能不知？那样，这个行动马上变成了给盗贼下发的通知，岂非事与愿违。
所以，艾俊川一点一点推理考据，确认“三钱之府“应为税务机构——
作为税务机构，钱府平日收税，对外办公，人来人往。封闭钱府表示停止收税。
古代统治者会因某些原因采取减轻百姓负担的政策，有时是被动的，称为“荒政”，有时是主动的，算是“德政”。
所以大赦伴随减税，同时减轻刑罚和税赋，历朝历代都有采用。这也才是楚王要实行的德政，所谓“薄征”“缓刑”。
楚王每有大赦，先封“三钱之府”，正是一种高调宣传，让国人知道他要实行“德政”了。
艾俊川一向在旁人不疑处生疑，真好。
其实《古代货币金融丛谈》这书名也实在过于朴素无华，极易淹没。可见北京大学出版社也是规规矩矩做书，本本分分宣发，甚至有点拘谨了。换个作者和出版社，以此作为副标题，书名直接来个《金山银山》之类，也未尝不可。
疑案结案，死结初解，这放在网文里是十足爽文，放在学术考据里，可就必须是长年累月的胆大心细，慧眼卓识，永远把历史当现场。
这对作者来说，肯定也是一种无法割舍的乐趣。
这乐趣，我也翻阅出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