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身体、心理与社会福祉的良好状态。然而，在以疾病为中心的现代生物医学体系中，孤独、债务、压力等社会因素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如今，已有各种举措积极扭转这一失衡。社会处方（social prescribing），即由临床医生、慈善机构或社区工作者将患者转介至各类非医疗的社群支持项目，近年来逐渐受到关注。发表于2024年的一份报告[1]指出，社会处方已在全球超过30个国家中得到了应用。那么，通过社会处方这类方法，针对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提供更全面、以人为中心的对策，能否有助于更好地应对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所带来的挑战？
这个想法颇具吸引力。孤独、肥胖等问题表明，目前存在大量的需求仍未得到满足，并给全球健康带来了巨大负担。通过社会处方，肥胖人士可根据自身需求经引导加入当地的锻炼团体，孤独人士则可转介至相关交友活动。社会处方并非新概念，传统家庭医生的理想角色正是为患者建立起与社群之间的联系。但随着医疗体系日益复杂化、碎片化，这种模式逐渐式微，目前亟需开展有效干预措施以弥合社会福祉、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裂痕。
英国在制定社会处方策略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为其他医疗体系提供了范本。社会处方曾作为上届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政府规划的重要内容：部署了超过3500名联络专员（link workers）[2]（负责引导患者获得参与当地活动的机会），并设立了国家社会处方研究院。尽管如此，英国现行的NHS十年健康规划[3]对社会处方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
相关研究证据表明了社会处方模式的有效性，例如一项在美国底特律某低收入社区开展的研究[4]显示，经社区卫生工作者转介至社区服务后，急诊高频就诊者的后续就诊率显著下降。其经济价值同样得到研究：据估计，每投入1英镑可获得2.14至8.56英镑的社会投资回报[5]。但与此同时，必须对社会处方的局限性持现实态度：总体而言，现有的证据基础仍较薄弱，受限于非对照研究设计、观察周期较短以及样本量不足等因素，尚无法得出可靠结论。
某些情况下，社会处方会被当作独立的干预措施，但在复杂的卫生及社会体系中，其有效性仍存在不确定性。社会处方模式的成功依赖于充满活力的社群资源与志愿者群体网络，但许多国家已对这些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紧缩削减。住房条件恶劣、失业等社会问题在经济贫困地区更为普遍，而这些区域中的社群服务又往往面临着资金短缺与需求高涨的双重压力，这意味着尚不清楚社会处方是否惠及了那些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人群。同样，儿童和青少年对有针对性的社会福祉干预措施有巨大需求，但在转介实践中却常常被忽视。还有一种风险是，社会处方可能仅解决了表面症状，并未触及更上游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将社交孤立者转介至社群团体的初衷虽好，但若当事人缺乏负担得起且可靠的交通途径来参与活动时，那么这些努力就会变得徒劳无功。
社会处方在处理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方面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相关优化工作至关重要：首先，必须努力推动高质量研究，采用标准化、经验证的成果评估体系，以确保建议方案兼具循证性与普惠性（尤其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其次，若将社会处方纳入社会照护战略，必须同步加大对相关志愿组织以及社群团体的大量投入，并对贫困地区实施定向投资。最后，无论采用何种社会处方模式，都无法取代对影响健康与福祉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根本性改善。
社会处方是健康和社会福祉概念化的一个重要发展，但至关重要的是，任何方法都要整合起来，成为解决整个健康和社会照护体系问题的一部分。若将社会处方作为复杂健康问题的简易应对方案进行推广，不仅会产生误导，更难以取得实质成效。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