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独立后，其民族主义发生了深刻的转向，总体而言是在“一个种族（缅族）、一种语言（缅语）、一个宗教（佛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造成了缅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与对立。诸多学者认为这种大缅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倾向对于1988年以来缅甸的民主化进程而言是一种极大的障碍。但是，民族主义与民主进程的另一个问题却较少被人关注。民主的前提是公民身份的平等，国内各族群都能享受到平等的权利，但正是在推进各族平等的过程中，大缅族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坚决反对给罗兴亚人、印度人、华人等客籍公民、归化公民和侨民以完整的公民资格，同时又要尽力保持缅族在缅甸8个原住民民族中的优先地位。正是在这一股民族主义的复兴浪潮中，缅族的婚恋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传统缅族对于婚恋对象的开放性正在新的民族主义浪潮中逐步消弥。以前对于印度人，缅族会区分他是穆斯林、佛教徒还是印度教徒，笔者通过在抱村的调查发现，现在村民们已经没有了这样的区分，所有的印度人都被认为是穆斯林，都被排除在婚恋对象之外。而华人在经济上的优势一再被夸大，并被逐步塑造成贪婪的资源掠夺者形象。传统意义上视缅族与华人的结合为优先婚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缅族与缅甸少数民族的隔阂也被进一步拉大。在抱村周围，分布着一些因为战争而迁徙至此的僳僳人村落，其中一些因为生存和适应的原因，开始弃基督教而改信佛教，但是缅族仍不与其来往。而传统意义上，缅人与掸人的结合是非常常见的，但现在掸邦地方军与政府的对立已经深刻影响了缅人的婚恋观念，掸人也被排除在缅族的通婚圈之外，他们被认为是国家分离主义者。
总之，在缅族民族主义复兴的过程中，一种族群化约主义正在缅族的观念中逐步形成，印度人被全民化约为穆斯林，华人被化约为经济掠夺者，少数民族被化约为国家分离主义者。正是这种族群化约主义将缅族的婚姻紧锁在族内婚的范畴之内，而无法向外拓展。
（二）佛教至上主义运动的影响
缅甸南传佛教参与政治以及渗透至其他世俗领域，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和传统，但是在缅甸民主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过程中，缅甸佛教中的一股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开始抬头，并且其参与政治的形式和影响都是以往的佛教运动无法比拟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缅甸僧人维拉图（Wirathu）发起的“969运动”。维拉图多次发起抵制穆斯林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呼吁民众抵制穆斯林的商业活动，禁止缅族与穆斯林通婚。2015年，该运动已经推动了缅甸“一夫一妻制”的立法成功，旨在阻止穆斯林人口在缅甸的增长。
目前，学界集中分析的是极端佛教运动所造成的缅甸佛教徒与穆斯林的对立，但是对于该运动的一些附加影响缺乏探讨。日本学者村主道美认为这一股极端的佛教民族主义浪潮的本质是“佛教至上主义运动”。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场佛教极端主义运动不仅仅是针对缅甸的穆斯林，而是试图确立佛教徒与其他一切人群的对立。目前虽然极端佛教民族主义运动只是缅甸佛教中的一小股力量，实际上许多民众、非极端主义的僧侣以及国家政要也都知道该运动已经偏离了佛教的教义，甚至已经走向了佛教的反面，但是他们一致选择了沉默，放任佛教极端主义持续影响缅甸局势。
抱村寺庙的住持正是带有明显“969”倾向的僧侣，他极度推崇维拉图，并且对其主张和一系列行动表示赞许，这一点对抱村的婚姻情况造成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在维拉图的主张中，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呼吁维护纯粹缅甸人的信仰与权利，而这种带有生物学意义的主张必须通过调节婚姻制度来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上文中提及的族群化约主义之所以可以在抱村这样一个最为基层的社区中生根发芽，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佛教精英的鼓吹与呼吁。民族主义复兴并不是瞬间席卷一切，其主张要渗透到最基层社会必须拥有一整套有效的传播机制，而宗教传播无疑是这种机制发挥作用的最佳途径。正是在频繁的村落宗教活动中，族群化约主义的思想在村民的头脑中慢慢形成，最后将族外婚的大门紧紧关上。
（三）族内婚的困境
在上文中，我们从民族主义复兴与佛教转向两个方面探讨了缅族族外婚所遭遇的困境，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缅族的族内婚出现了怎么样的问题。从抱村的情况出发，近二三十年以来的族外婚不再被认可和接受，长期的族内婚使村落整体成为一个亲属共同体，未婚男女在这一共同体中都结成了亲戚关系，从而无法成为彼此的婚恋对象。
缅族将第一代表亲和堂亲互相称之为“德旺贵”（t-wun：gwe：），将第二代表亲和堂亲互相称之为“内旺贵”（hnit-wun：gwe：），将第三代表亲和堂亲互相称之为“当旺贵”（tho：-wun：gwe：），而按照缅族的习俗，一个人是不可以与他（她）的德旺贵、内旺贵以及当旺贵结婚的，直到第四代的表亲和堂亲才可以结合。抱村仍然延续了传统上公共活动中的卢骠团体和阿骠团体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再也无法满足未婚男女寻找婚恋对象的需求，因为整个村落都成了一个亲属共同体，未婚的男女都不再适合成为对方的婚恋对象，村内绝大多数卢骠和阿骠的关系都是德旺贵和内旺贵，他们只能是亲戚，而无法成为恋人。这是长时间族内婚带来的结果。
缅族对于爱情和婚姻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在今天除了跨族婚恋会受到干涉外，在其他方面仍旧延续了这种自主性。但是在婚姻面对困境时，婚恋的自主性不但没有缓解这种困境，反而使之加深了。婚恋的自主性意味着未婚男女有很大的自我选择的权利，但同时也意味着未婚男女能够得到来自他人（包括父母）的帮助是极为有限的。在中国，当一个“大龄青年”仍旧未婚时，他（她）的父母、亲戚及朋友都会积极地帮助他（她）物色婚恋的对象，缅族则缺少这样的机制，因为婚恋是自主的。所以，缅族未婚男女在寻找婚恋对象时，往往只能依靠自己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网络，这使得未婚男女难以跨越村落建立更大的通婚圈。而村落又已经成为一个亲属共同体，这促使缅族婚姻的困境不断加深。
通过上述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近二三十年以来缅族中独身主义的盛行，其实质是一种“被独身主义”，是自主婚姻被政治挟持后的产物，既不代表人们的意愿，也非缅族文化的传统，正是在此意义上，它被称之为一种“困境”。
三、互联网与缅族婚姻突围
对于大多数缅甸乡村而言，移动电话与互联网的普及是在2014年发生的。2014年之前，缅甸的电信行业一直被缅甸国企MPT所垄断，申请一个电话号码或手机号码的价格最贵时高达几千美元，即便到了2013年年末，价格仍旧维持在200美元左右。在缅甸广袤的乡村社会中，村民们往往具有购买手机的能力，却支付不起申请手机号码的费用。另外，许多乡村都处于信号不通的状态，即使拥有手机也没有办法使用。但是这一切都在2014年被彻底改变，2014年挪威电信公司Telenor以及卡塔尔电信公司Ooredoo同时入驻缅甸，申请手机号码的费用突然降至1.5美元。与此同时，两家公司在缅甸乡村建设了大量的信号发射站，使手机和互联网在缅甸乡村中迅速普及开来。
从抱村的情况来看，2014年缅甸互联网的普及对于缅族婚姻的影响同样是革命性的，村落中那些未婚男女几乎不约而同走进了全民网恋的时代。他（她）们主要依靠Facebook、Beetalk、Viber三款著名的社交软件对异性发起攻势，这三款软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的用户都是对陌生人开放的，这使得陌生人之间的连接畅通无阻，卢骠和阿骠们可以利用这些社交软件精确寻找适合自己的婚恋对象。网恋的效率非常高，2010至2013年这四年中，抱村每年成婚的次数分别是5次、3次、4次和3次，但是2014年，这一数字增至11次，其中有9次是基于网恋，2015年再增至18次，其中15次是源于网恋。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改变了抱村的婚姻模式和结构，那些“被独身主义”的卢骠和阿骠们终于迎来了爱情与婚姻的“春天”。网恋成婚的高效率也进一步说明了抱村的婚姻困境绝非个案，而是缅族社会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普遍面临的问题，正是诸多类似于抱村这样的缅族村落之间的遥相呼应，才使这种新型的婚姻模式迅速流行起来。在互联网时代，各地的未婚者都可以轻松跨越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亲属共同体，在全国范围内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互联网如此迅速并高效地使缅族的婚姻困境突出重围，还有如下几个方面原因：
首先，缅族的地方认同较弱，没有强烈的家乡观念。对于地方、家乡和故土的情感和认同往往来自于人们对于祖先的崇拜，正如费孝通所言，“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缅族没有姓氏，没有一套祭祀祖先的制度，也没有固定的继嗣制度。正是这些原因，使缅族文化中对于地方的认同是较弱的，家乡和故土的观念也不强烈。在缅甸，最经常听到的关于地方的划分是“上缅甸”和“下缅甸”的区分，但这一区分往往只具有地理学上的意义，而社会文化的意涵并不明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网恋的婚姻比较容易成功，因为双方都没有必要固守家乡，也不会对于家乡之外的地方感到陌生和难以适应。基于网恋的婚姻往往意味着远距离的婚姻，也就意味着有一方要奔赴至远离家乡的地方去生活，但这对于缅族而言并不是一个关键问题。
其次，缅族的婚后居住模式比较灵活。缅族并不过分强调婚后要固定执行哪一种居住模式，从夫居和从妻居都被认为是正常的、可接受的，父母很少与已婚的儿女生活在一起。从抱村的情况来看，有超过1/3的家庭实行从妻居。这对于基于网恋的远距离婚姻而言，也是极为有利的条件，男女双方不必固定执行某一种特定的婚后居住模式，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协商和决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提升了网恋成婚的概率。
再者，基于网恋的婚姻模式符合缅族的隐秘性婚恋文化。缅族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恋爱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恋情的隐秘性，只有双方决定结婚时，才将双方的关系告之父母，然后公之于众。这是一种对女性的保护措施，如果恋情以分手告终，也不会影响到女性后续的感情生活。网恋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进行的，隐秘性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也是网恋可以在缅族社会中迅速流行起来的重要原因。
总之，从现时的情况看来，互联网确实在很大程度解决了缅族的婚姻困境，使其在民族主义复兴和佛教转向的双重背景下实现跨地区婚恋对象调配。但是对于广袤的缅甸乡村社会而言，基于网恋的婚姻模式还是新生事物，其到底会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并且会在社会文化方面产生哪些更为深远的影响，现在还难以预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基于互联网所产生的新型婚姻模式仍旧是在族内婚的结构内进行的，民族主义对于缅族婚姻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加深。民族主义的产生正是得益于新媒体的出现，而人类每一次传媒方式的革命也都伴随着民族主义复兴。所以，民族主义与缅族婚姻很有可能在互联网时代拥抱得更为紧密。
结语
在缅族传统的婚恋文化中，基于社区共同体所开展的公共活动是未婚青年开始和发展恋情的重要场所。在婚恋对象的选择上，表现出对于不同族群的包容性，并且在爱情与婚姻中，强调个体自主以及两性平等。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随着缅甸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缅族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复兴，并且在缅甸佛教中引发了一股佛教至上主义的极端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缅族的婚姻模式受到极大的影响，族群化约主义的盛行使缅族婚姻逐步固化在族内婚的结构中。许多缅族村落在长期执行族内婚以后变成亲属共同体，致使未婚男女的婚姻结合越来越困难，被迫采取独身主义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缅甸乡村社会中的普及，基于网恋的新型婚姻模式开始盛行，缅族婚姻困境得到缓解。但这种新型婚姻模式到底会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并且会在社会文化方面产生哪些更为深远的影响，现在还难以预知，值得持续观察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