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平安地产金融创新论坛的下午场。今天上午很多嘉宾做了精彩演讲，听到他们很多睿智的观点。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听到很多嘉宾在议论他们讲到的东西，因为时间的关系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观点解剖给大家，但仍然会有很多体会和收获，特别是有些嘉宾的观点里，大家仔细听还是能听到与众不同的东西。昨天晚上晚宴的时候有嘉宾专门讲到调控政策，他已经是业内主管领导，但我们没有想到，或者很惊讶的是过去十年很多地产调控政策出台连部领导也完全不知道，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我们在这样的场合听到很多真知灼见，对我们未来的判断增加助益。在这样的时代想发展得更快、更好，靠单打独斗是不够的，需要群策群力，由平安银行发起的金橙地产金融俱乐部就是战略同盟的最好体现。
接下来进入今天大会的重要环节，举行平安银行金橙地产金融俱乐部启动仪式，金橙地产金融俱乐部由平安银行创始发起设立，由平安银行地产金融事业部具体负责，其宗旨是打造地产金融高端交流平台，把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机遇，目的是借助平安集团和平安银行的综合金融优势为俱乐部会员提供宏观形势和行业趋势交流，今天的论坛是第一届，今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提供给大家，为大家提供地产和金融一站式服务、业务合作和金融共享的机会。请看大屏幕，一段VCR向大家介绍（播放VCR）。
我们在名单上看到平安银行金橙地产金融俱乐部的创始会员，基本上将我们国家一线的开发商一网打尽，金橙地产金融俱乐部是高端交流的平台，让所有参会嘉宾一起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下面有请创始会员企业的代表登台，第一批登台的有57位企业代表，请礼仪小姐引导各位嘉宾登台。台上汇聚了50多位创始会员的企业家代表，这是一个中国房地产实力汇聚的群体。下面有请平安银行行长邵平先生，大家掌声欢迎；有请平安银行行长助理张金顺先生。另外邀请七位和企业家代表，恒大地产集团总裁夏海钧先生；卓越置业集团代表、协信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旭先生；上置集团董事局主席施建先生、红星美凯龙董事长车建新先生、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先生、富华国际集团总裁赵宇先生。
在座嘉宾和全场嘉宾一起见证金橙地产金融俱乐部的成立，请台上各位嘉宾代表和主人邵行长将象征奋斗的红酒注入冰雕池中。谢谢各位嘉宾，在你们的见证下我们金橙地产金融俱乐部成立了，也因为有你们金橙地产金融俱乐部才能做大做强，感谢各位嘉宾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相信金橙地产金融俱乐部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为各位会员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谢谢各位。
大家一起见证了金橙地产金融俱乐部的成立，地产企业家群体在这里成为了一个联盟，我们经常讲地产行业最重要的要素是土地和资金，其实还有一个比这两个更重要的，那就是人才。企业的健康发展除了正确的战略以及良好的机制、很好的政策环境，最重要的是离不开优秀的人才，为此平安银行和北京大学合作，设立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光华天成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平安银行站，现在我们将进入本次大会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光华天成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平安银行站启动意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是北大校内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致力于中国企业实践方法的研究，为企业提供理论先进、操作性强的管理咨询工作。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光华天成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平安银行站旨在依托北大经济研究所雄厚的学术资源和强大的学术团队，对平安银行的课题进行前瞻性、战略性和实务性的研究。今天有请请到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伟先生出席本次峰会，刘伟先生两次获得孙有方经济学著作奖。相信在刘校长这样权威学者的带领下，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光华天成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平安银行站必将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为行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稍候刘伟教授也会为我们带来精彩演讲，现在有请刘伟校长和邵平行长一起为平安银行博士后工作站揭牌。还有请了副站长冯科先生，以及首批四位博士后一起见证这个时刻。请刘校长与邵行长一起为工作站揭牌。
感谢刘校长和邵行长，平安银行和北大的强强联手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其实在今天的揭牌仪式之前双方已经在城镇化课题展开了研究工作，参会嘉宾座位上都有一本白皮书，就是《城镇化投融资白皮书》，这本白皮书总结了全球典型国家的城镇化发展历程，回顾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在充分审视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对中国未来10年城市群发展格局进行了展望，阐明了房地产未来得机遇与挑战，探讨投融资体制与金融业的应对措施。下面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冯科先生平安银行地产金融事业部总裁刘缗棠先生共同发布《城镇化投融资白皮书》，有请二位。请二位揭幕《城镇化投融资白皮书》。
今天上午听到很多嘉宾的观点，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就城镇化的话题我们还有其他的看法。我们讲城镇化、房地产行业、宏观经济局势，下午更多落到融资上。在讲融资之前请著名经济学家刘伟校长带来一个主题演讲，中国宏观经济趋势与改革路向，看看刘校长的视角与其他专家有何不同，有请刘校长。
刘伟：谢谢主席，尊敬的邵行长，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参加平安银行俱乐部的成立仪式，也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参加平安银行和北京大学关于博士后工作站设立的仪式。
我今天演讲的内容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趋势的问题，我想简单用20分钟左右的时间谈一下我对目前的基本看法。我们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入的推进中国改革，首先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待所谓新的历史起点？所谓新的历史起点一个是中国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另外一个是中国改革到了什么阶段？认识这样一个历史起点对于我们判断下一步的发展和改革有着基础性的意义。
从发展来看，经过35年到今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平均每年增长率在9%以上，这使得中国经济规模发生空前的变化。今年预计中国GDP总量应当能超过56万亿人民币。如果是超过56万亿人民币，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24倍以上。折算成美金应该是8万多亿，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0.5%。改革开放初期GDP的总量占全球比重的1%略多一点，现在上升到10%以上。当时我们国家的总量排在世界第十位，从2010年开始中国GDP的总量挤掉了日本，进入了世界的第二位，如果没有大的变化，预计到2020年中国GDP的总量能够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翻一番大体上是90万亿人民币，折算成美金是15万亿，相当于美国现在的水平，这是GDP的总量。人均GDP的水平经过30多年的发展，平均每一年我们国家人均GDP增长8%以上，到今年下来应当能在人均4万人民币左右，或者说超过4万元，按照现在的汇率折算大体上人均是在6000美元多一点，6000美元多一点在当代社会按照世界银行最新划分标准属于一个标准的担待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世界银行在2010年6月最新调整的标准，当代世界高收入国家是70个，上中等收入国家54个，下中等收入国家54个，中国现在按大的排序，去年在214个国家当中我们排在世界的第114位，按大的阶段划分我们国家从1998年开始从低收入的穷国实现了向下中等收入的穿越。从2010年开始中国实现了从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穿越，我们现在是一个标准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这是从人均GDP的水平来看。如果不出意外，到2020年按照我们预定的发展目标，中国人均GDP比202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这时候大体上达到8万元人民币，折算成美金大体上能超过12500美金，按照现在的汇率折。这就意味着中国从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到2020年用十年时间实现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向当代高收入阶段的历史跨越。当代70个高收入国家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年代不同，但平均这70个国家用了多长时间呢？12年零4个月实现了跨越，中国有可能用10年时间实现同样的跨越。这就是说中国现在经济发展，我们是处在一个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就是在这几年，这是从经济增长上看，包括总量和人均。
从经济发展，也就是经济结构上看。大家知道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力和现代化水平有了显著水平，1978年中国劳动力就业比重70.5%，当代低收入的穷国平均72%。到现在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36%，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30%。按照目前的速度下去，到202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有希望降到15%以下，接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平均值是10%多一点，就是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春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按照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的数据对照，中国工业化走完了三分之二的历程，预计到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我们现在有五个省市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按照当代的国际标准对照，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和广东，有四个省已经走到了90%的水平，包括山东、辽宁、浙江和福建，全国总体实现66%的样子，2020年按国际标准基本实现工业化。
还有一个情况，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镇化不到20%，去年达到了52.6%，进入了工业城市化的加速期，就是经济发展上的30%-70%的区间，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70%是有可能的。所以武装从经济增长、GDP水平，还是城镇化、工业现代化的结果变化，中国从经济规模到经济结构实现向当代高收入国家的穿越是有可能的，我们处在这样的阶段上。
我们面临新的挑战，到了所谓的上中等收入阶段，一个国家面临的挑战可以集中概括为一句话，如何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知道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很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供给、国民经济的生产来说一个根本的变化，核心竞争力、基本优势发生了转变，在穷困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生产方面的主要优势是要素成本低，无论是劳动力、土地还是环境资源等等，用低廉的成本要素作为核心竞争力导致经济增长的方式，用要素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在国际上充分展开竞争。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要素成本低的优势逐渐、相对的，或者绝对的丧失掉了，劳动力不再便宜，随着拐点的来临，对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提高，土地越来越稀缺，因此土地价格越来越高。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标准越来越严厉，越来越高，因此要求企业在微观上，要求国家在宏观上为使用环境、使用资源所要付的代价越来越大。总之，一系列过去便宜的要素现在不再便宜，要求这个国家如果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增长方式必须发生转变，以往靠要素投入的扩大转变为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否则这个国家的经济短期里很难均衡。效率提高得慢，成本上升得快势必造成严重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所以短期经济很难均衡，长期很难持续。因为资源的约束、环境的约束、要素成本的约束越来越严厉，在长期依靠要素投入量很难持续。这样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局面呢，一方面高通胀，一方面经济增长乏力这种严重的失衡，这是供给方面。
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出现另外一方面的经济条件的变化表现在需求方面，需求会发生根本的逆转，在穷困的时候这个国家的需求往往是旺盛的，整个国民经济甚至是短缺的，因此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是需求拉升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如何对付短缺，企业的外部环境是不用发愁市场需求的，所以发达国家的企业家很羡慕穷国的企业家，因为他们很幸福，他们在短缺经济的背景下可以不考虑销路，不会为市场担忧，所以他们很轻松。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市场需求总体上会出现根本性的逆转，从需求旺盛、经济短缺会转变为一个需求长期疲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内需存在严重的衰退。为什么投资需求出现衰退？很简单，一个国家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长期积累下来的自主研发和创新不够，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存款增加，银行储蓄规模扩大，但是没有新产品开发的能力，没有新的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银行按照市场效率标准拿着大把的存款找不到新的、有效的投资机会。为什么你过去投资需求旺盛呢？穷国投资需求之所以旺盛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转移来的技术和产品，现在你的要素成本提高之后发达国家就放慢、停止向你转移新项目、新技术了，换句话说世界上还有比你更穷的国家，人家就选择那些地方，这时候你这个国家收入提高了，存款增加了，但你的投资能不能持续增长就取决于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了。
二次大战之后但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包括联邦俄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共同的一点，长期这些国家和地区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就是说重视教育、重视公民的健康，这就是所谓人力资本，这样学习能力强，整个社会的创新力就强，就能够持续的使结构不断升级，使银行在市场上有新的投资机会发现，带动经济快速发展。所有严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还有现在正在发生的中东北非的动荡，这些国家和地区共同的一点就是长期忽视人力资本的积累。当他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候自主研发能力不够，即使有钱投资需求很难持续，出现投资需求长期疲软的态势。
至于消费需求为什么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会出现疲软？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如果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但两极分化，把大量的钱给了少数有钱人，大部分居民积累了贫困。我们知道消费受生理限制，越有钱的人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大量的钱给了有钱人，有钱人不需要花很多钱消费。大部分居民作为普通老百姓积累的贫困，或者绝对贫困，或者相对贫困，他即使想消费没有钱，越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对未来越没有信心的人越不敢花钱，宁愿牺牲必要的消费也要增大储蓄，这样就会形成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严重下降，这就使得消费需求疲软。战后但凡成功穿越过去的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努力构造橄榄型的社会，让贫困者越少越好，高收入极其富裕者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把中等阶级扩大。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不但影响平等目标，也影响效率目标、经济增长。使得到了这个阶段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现长期疲软，使得需求的情况和过去比出现逆转。企业如何从需求旺盛到需求不足的条件下能够改变经营方式，获得生存的能力？国家政府如何从短缺条件下，如何对付短缺转变到如何应对过剩，这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由于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供给和消费的需求发这样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带来了深刻的矛盾，我们国家现在正经历着这种变化，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失衡用一句话概括，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风险，我们叫双重风险并存，这是过去没有的。1978年至1998年上半年20年里中国主要是需求膨胀、经济短缺，因此通货膨胀。我们有三次大的通胀都发生在1998年之前，1984年年底，1988年及1994年，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人们通货膨胀的预期值非常高，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就采购。到1998年下半年到2008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在亚洲登陆，2008年是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中国的经济，中国十几年里出现的问题主要威胁是需求疲软，尤其是内需不足。然而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先后冲击下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压力增大，经济下行的威胁为什么严重。
我们从2010年10月，我们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择机推出，推出以来到现在出现的失衡有了什么新的特点呢？既有通胀的压力又有下行的威胁，这就相当于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的滞胀，一方面经济停滞、经济增长乏力，一方方面面通货膨胀。这两个问题过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分头出现的，1998年之前主要是通胀，1998年之后主要是增长下行，而我们现在从两个以往分别出现的问题同时发生，因此就使得我们的宏观政策非常难以选择，宏观政策如果全面扩张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是会激发严重的通胀。如果宏观政策全面紧缩有利于缓解通胀，但是会恶化经济衰退。怎么办？这就是我们在新形势下经济条件发生新的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失衡产生的新特点。这种失衡看起来是总量问题，但深究一步本质上是什么呢？结构问题。我们为什么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这么大？是因为我们的要素结构发生了改变，要素的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而我们没有调整过来，使我们进入了需求拉动和成本拉动的双重通胀时期。为什么投资需求疲软？因为技术创新力不够、产业结构缺乏有效的升级空间，有钱投不出去。我们为什么消费需求疲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严重，导致需求疲软。现在所谓总量的双重风险看起来总量失衡，但根本是结构问题，包括要素结构、成本结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等。这些结构问题不进行战略性的调整，要保持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
尽管我们可以采取稳中求进的积极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前几天政治局刚刚开会做出重要的决定，明年宏观政策恐怕还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的格局大概不会根本改变，不会有大的调整。我们靠这种稳中求进的宏观政策能够降低宏观调控的政策风险，因为它是反方向组合，财政是积极的，主要是保增长；货币是从紧的、稳健的，主要是反通胀，这两个方向不一致，不一致的组合政策风险必然会降低，避免政策大起大落，但带来的问题是政策效果之间的相互抵消，抵消效力是非常突出的。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多能解决的是降低宏观政策的风险，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有效成长。如果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的均衡和有效、持续的增长，关键还是要在结构上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不是总量上短期的调节，而是长期的结构升级，而结构调整靠什么？我们当然会本能的想到首先要靠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做不到，但是我们也知道制度重于技术，没有制度创新要想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升级，不可能！即使在这种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系统的布置中国的改革，制度创新在当代的中国就是深化改革，我们提出来了改革的总目标，我们提出来经济改革和总体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明确了经济改革当中的基本任务、基本逻辑，我们就总的目标来讲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提高我们国家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其实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方方面面的制度和体系，这就是所谓国家的治理结构。合理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要解决什么问题？在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内部制度安排上一定要使权利、责任、利益三者统一起来，一份权利有相应一份责任去制约，一份责任有相应的一份利益去刺激。在权利、责任、利益再调整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漏洞就在于权责利转移的时候三者不一致。如果你把权利给了一部分人，但是责任没有到位，使得这个社会一部分人光有权利而无责任，权利没有责任的约束，这种制度造就疯子，只有疯子犯法不能追究法律责任，因为他没有责任能力。同样，这个社会有权力的人可以不负责任，这个责任由谁承担呢？有一部分人需要承担责任，意味着有一部分人即使你履行了责任也没有利益刺激，光有责任没有利益造就了傻子。一个国家在治理体系上，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权责利严重脱节，光有权利没有责任造就了一批疯子，有些人光有责任而无利益造就了一批傻子，这个国家就是一群疯子领导着一群傻子，既无效率也无制度。我们讲的改革综合目标，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要使国家治理结构现代化，要按现代社会的要求把权责利统一起来。这个过程中经济改革起牵引作用，要在经济体制上使权责利协调、统一起来，包括宏观方面，包括企业制度微观方面。怎么在治理结构上合理？
我们提出来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这里请大家注意一点，我们讲决定性作用指什么？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是什么？核心两条，第一，市场的目标是效率，就是微观上的竞争性的效率，效率低；第二，市场基本出发点是机会均等，在机会面前的平等、公平竞争，事先的机会均等基础上的竞争，目的是达到效率最大化，这就是市场。资源配置上所有改革要让市场起绝对左右，我们追求效率第一，我们要建立的出发点是什么？公平竞争，关键是这两条。因此改造整个资源配置上的方式，这是我想讲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特别想提醒注意，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资源配置上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资源配置只要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是微观问题，主要涉及的是什么？市场，涉及到生产者、厂方行为和消费者行为，资源配置这个命题是微观的，也就是说在微观生活的方方面面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要让市场效率第一，公平竞争的原则成为统治原则。在微观之外呢？在资源配置之外的宏观领域，其他的社会领域政府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为什么反复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宏观政策，在社会其他长远发展的层面，政府和国家治理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全面深化经济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为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目标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时候讲，在他看来，中国要建成比较稳定、比较规范、比较成熟的经济体制大约还要30年时间。大家可以算一算，1992年往后推30年是2022年，我们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设定的时间表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后，我们是1921年建党，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有这个基础，没有任何变化预计2030年前总量超过美国，美国从1913年开始取代英国人，GDP总量占据世界第一，到今年整整一百年。十八世纪的时候中国GDP占全球40%以上，十九世纪初还占34%以上，1820年中国经济占全球GDP的34%，美国占全球GDP最高是2001年，占了32%，我们曾经比美帝国主义更帝国主义，我们后来被英国人取代了，1913年英国人被美国人取代，如果到2020年以后的某一年有人测算，考虑到人民币升值是2023年中国GDP的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经过了一、二百年的历史，中国从曾经的世界第一上跌落下来又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这个意义有多大我现在不敢讲，肯定能够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情。从人均GDP水平和结构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些发展目标的实现一定要仰仗一个基础，就是体制目标的改革。没有体制制度创新我们的发展目标是没有制度保障的。小平同志当年预期到2022年前后，30年能够建成比较稳定、比较规范、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改革目标刚好和党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前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在历史路线图、时间表上吻合了。这就是说有体制创新的保障，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才真正有制度基础，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这两个创新车轮的承载下，中国才可能有真正的结构改变和升级，结构改变和升级才真正能构成中国的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是从根本上拉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均衡增长的基本条件。我们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在要全面深入的推进改革，它的发展意义、创造历史性就在这。
我今天讲到这，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