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海已经因为彻底抛弃了旧的清规戒律而成为一个色情交易场所的话，那么为什么整个革命还会首先在这里发生？茅盾以矛盾的文笔描述了一位年轻的革命党人对这世风日下感到失望和愤怒——这名政治犯因北伐胜利而获释，那时国民党正试图统一全国：
当真这世界有点换样了。女人们都剪了发，胸前高高地耸起一对乳房，脸上搽得红的红，白的白，臂膊和大腿都光光地露在外面。影戏院异常之多，广告上竟夸着“神奇武侠新片”。在这一切的表面之下，还有什么呢？他不很明白。虽然，有一点是确定了的：已经革过命。然而这“革命”却已经跑出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他呆呆地站在十字街头的电车站上，四周围是光碧裸腿满身香气的女人，是各种的车声和人声。是蓝的红的电光摘牌。一种说不明白的憎恨，渐渐地从心头涌上来了。
欧风美雨就是以这样极端的方式，使上海的中国居民丧失了廉耻，沾染了赌博、吸毒、卖淫以及各种恶习。
例如，在二十世纪初，以卖淫谋生在上海已经十分普遍，低级的卖身娼妓人数远超过上层的交际花。到1915年时，在公共租界中几乎每16个妇女中就有一个是妓女。艾德那•李•布克对二十年代的北四川路有过生动的描写：
幽窄昏暗的街道旁边，妓院鳞次栉比，门前都悬挂着红灯笼，令人悚然。爵士乐从六七家灯火通明的酒店和酒吧中传出……打破夜晚的宁静……这里几乎集中了所有国度的妓女：中国姑娘涂着胭脂的脸颊，日本妇人用化妆粉抹得煞白的脸……从哈尔滨来的俄罗斯姑娘总是呢喃着：“我的王子，请给我买一小瓶桑娅葡萄酒吧。”这里甚至可以找到从老巴巴里海岸区来的美国姑娘和从马赛下等酒吧来的老鸨。
尽管在外国租界中的酒店通常在深夜两点打烊（除了周六的晚上会开业到清晨），但中国儿女的茶楼事实上确实从不关门的。在霞飞路（进淮海中路）和靶子路（今武进路）的按摩房里，中国按摩女已经被白俄女人——正是她们首先在此从事色情服务——取而代之，情况“要多糟有多糟”。
上海的色情业也许能令像德国电影导演约瑟夫•冯•斯登伯格这样的短期来访者痴迷，他认为，坐落在西藏路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之间的娱乐场——大世界，像是一座富有异国情调的纪念碑，壮观但又充满险恶。“在这座六层高的楼房里，人们擦肩接踵，欢声笑语，进行各种各样包含着中国人只会的娱乐活动”。但是像美国记者约翰•B•鲍威尔这样的长期居民却对那些充斥着不法之徒的娱乐场所深恶痛绝。如大世界，那里在星期天中午免费对所有游客提供啤酒——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里面的表演内容难以启齿，但却对儿童开放”。如此“淫秽”的娱乐是对“公众意识的污染”。
